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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一则 关于音乐民族志的著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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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一则 关于音乐民族志的著述范式

关 键 词:音乐考古学/理论/方法/范式

Seeger与沈洽,一中一西,他们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范式有何异同呢?


西方传统的音乐民族志的范式有13点,要求民族志要把演奏(唱的人和事都包含进来),包括:

记录全部音乐;

音乐的构成——音乐形态及描绘(乐器:形态、调音、演奏、组合方法、其他演奏组合;演唱:形式、歌词音标及翻译;音乐的研究与分析:音阶、旋律、曲式、原生音乐理论和术语;)

演出人员——姓名、年龄、教育、职业;

音乐活动基本情况、演出场合和宗教信仰;

有关的历史资料——起源、传播、传承;

文化功能——参与者的体验、观众和交流;

这种音乐活动有无族群观念介入、人群分类;

如果有,是什么族群、经济、政治、宗教认同感、社会规范;

情绪释放、表达、象征;

演员和观众的审美观念、娱乐;

延续性与稳定性,对社会、社区、族群的整合;

所有的一切的综合研究;

结语。


Seeger在《苏雅人为什么歌唱——一个亚马逊河民族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写作范式,陈铭道老师总结了一共6点:

1、提供音乐活动的场景,把她们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剔选、分离;2、用第三人称直接描述某人做某事;3、淡化或消除被研究者的个性,在描绘中只有音乐着的人,没有个性着的人;4、适当时候和段落对实地考察的条件、场合、背景做出交代,体现资料的权威性;5、完整描述一个中心事件,不惜篇幅;6、让本地人自己说话。


沈洽老师在《民族音乐志的架构》一文中也列出了民族音乐志的架构,共9项,包括:

有关音乐和音乐有关的各种辞语及其含义;要求我们把属于一种文化的群体对于文化中有关音乐的各种传统辞语以及属于该文化的人们自己对这些辞语的理解、客观而详细的记述,不要硬用旋律、调式、音阶、节拍这样的音乐理论术语去套。

音乐类型的分布;界定要单一明确,考虑原生性,既与社会生活相连,又考虑本身的型态特征,沈洽老师不同意用色彩来描绘,认为概念无法明确界定,他建议用品种、调型,考虑原生。

音乐的描写;这是对音乐形态的描写,不是文学性的描绘,对于民族志最基本技术性也最难,可以用特定个体描写,可以是对一种类型的音乐风格描写。最常见是记谱,有时把它与录音、文字或统计学描写结合起来使用,但要注意个体标本是否典型并了解此类标本之间的互动,所以最好是把个体描写与类型描写结合起来。统计学手法国内还不多见,大有可为。

乐器的描写;相对容易,但是不要把一种风格的形成归于乐器,或者把

乐器的音响完全归结为演奏风格,应把乐器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来认识。在乐器的描绘中运用SH分类法。此外,民族音乐志还应对一种文化中的乐器与其文化背景的关系及其他种种必要的事项做出交代,如:乐器原生名称、传说、音律、调音法、制作法、价值观念、象征意义、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功能、演奏者背景、相关文献(记谱法、乐谱)、考古学材料等,或附图并标明标尺

有关音乐的行为及其结果;

音乐的传承方式;

音乐社团组织、音乐家和他们在该文化中的地位;

音乐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脉络;对这种音乐的使用场合(祭祀、婚丧、求爱、劳动、成年仪式、入社仪式、巫术、一年中使用音乐的时间和场合)、使用音乐的方式(公开、秘密、集体、个人、通用、专用、使用这种音乐的人的职位性别年龄)及其价值功能。此外,还可关注与这种音乐共生的其他文化艺术现象,它们与音乐之间的结合形式以及音乐中其中的职能,如:音乐与语言、与舞蹈、戏剧、造型;

其他参考事项。


将东西方的音乐民族志的写作方式进行对比,发现他们的相同点是:

他们在描述中都会特别关注人以及人在音乐活动中的作用、地位、价值以及文化特性,他们在记录和描述人们创造音乐的方式和过程都非常全面,基本都会对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音乐学等多重学科进行综合。


不同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的音乐民族志更关注听众在音乐事件中的作用以及与表演者的互动,但是中国的对这个关注不多。

第二,西方的学者大多是在自我文化的背景下去看待和研究他文化,从而看到更多的自身文化下看不到的背景和内容,但是中国学者多把研究对象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或者与中国传统音乐有血缘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

第三,中国学者更关注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因此在音乐形态的描述上更注重细节,但是Seeger在描述中实际上已经把实地考察的体验与资料的陈述混合在了一起,文字的可读性非常强。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在中国大陆,多年来是作为一个学科来讨论和建设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来看,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为是在大文化结构中研究音乐事象的一种方法。并且还看到,对这方法的拓展起根本性推动作用的,是民族音乐学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民族音乐学思维方式特殊性的突出特征,亦多重性。 多重性,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多重性思维,反映思维理路的多层性、丰富性;单一性思维,反映思维理路的平面性、单调性。[1]下面,我们从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和理论成果来认识它在思维方式上的多重性特质。民族音乐学这术语的采用起始于1950年[2],从它诞生起,就是一个多重学科成份的融合:历史上,最初的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界定是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大学里。其专家受过音乐或人类学训练,有时兼有二者。研究是在大学音乐系、人类学系、民族博物馆以及国家科学学会机构进行。……参与者包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比较音乐学家、民俗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教会传教士、探险家、官方人士和热衷者。(Pegg 2001:367)这样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队伍结构,给学科思维方法上带来的多重性是必然的。事实上,民族音乐学的多重性传统是从人类学移植过来的:19世纪的人类学者,不是直接收集资料,而是靠传教士、探险家、政府官员和旅行家对部落社会的描述来进行研究的。(陈守仁1997:40)人类学自始至终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也是该学科始终保持着多重性特质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专门话题,本文不在这里展开。在本篇短文中,笔者仅就多重性思维在民族音乐学方法中的体现作一梳理。西方众多民族音乐学家E.M.V. Hornbostel (1877-1935), C. Seeger (1886-1979), A.Seeger(1945-), M. Hood(1918-), A P. Merriam (1923-1980), B.Nettl(1930-) , T. Rice(1945-)等都对民族音乐学的多重性思维方式作出重大的贡献。Hornbostel本身就教授音乐心理学、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他自身的学术身份(Identity)就标志着多重性特征。他与C. Sachs(1881-1959)根据音乐发音原理研究出的《乐器分类法》(1914):体鸣乐器、膜鸣乐器、气鸣乐器和弦鸣乐器,就是结合音乐学和物理学等学科交叉的多重思维成果。[3]C. Seeger在Systematic Musicology: Viewpoints, Orientations, and methods中分析了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的区别:历史音乐学的视野是将音乐置于整体时空之中;体系音乐学则关注音乐的时空(Seeger1990:24)之后指出:音乐事件的观念由整体时空和音乐时空构成。(Seeger1990:28)这个思维理路指出需在三重背景中认识音乐:音乐事件↓音乐时空↓整体时空此外,C.Seeger提出关于记谱分析(transcription)的prescriptive(规约性)和descriptive(描述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强调主位(emic)和客位(etic)、文化的和分析的相对性(Nettl 1983:69),也是以二元比较方法阐述多重思维(关于记谱技术、记谱角色、记谱立场等方面)的优秀范例。因此他的这一理论,对民族音乐学一直产生着重大影响。M. Hood是J. Kunst(1891-1960) 的学生。他最著名的贡献是提出双重音乐能力(bi-musicality)的概念和实践。他在《民族音乐学家》(Ethnomusicologiest,1971) 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如何培养这种双重音乐能力,即其它文化ABC。包括读谱、视唱、听写、演奏。学习民族音乐学必须先从听觉偏见中解放出来(如平均律、美声唱法及欧洲音乐观念等),尽量在原来表演的的环境听赏……总之要跳出西方传统的方法,用一种全球多文化的音乐家素质训练自己……(汤亚丁1997:114)Hood是坚持音乐学立场的民族音乐学家,但他并不止于对音乐本体-音符形态的研究,而将视角扩展到音乐主体(人)的能力训练上,在探究全球多文化素质培养的研究中,形成独特的多重性思维框架。

中国的音乐历史源远流长,在深厚的史学传统下,历代留传的文献典籍汗牛充栋。一直以来,音乐文献史料不仅是后代了解前代音乐状况的主要依据,也是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研究的首要材料。随着考古学传入中国,田野考古不断深入和拓展,大量文献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音乐实物史料惊世显现。在以文献为主的史学研究成果不断被新实物史料修正、补充、创写的情势之下,科学发掘出土的实物史料逐步成为了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互证互补的两种重要的证据和材料之一,它与历史文献被史学家喻为历史研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轨”。

从广义上讲,音乐考古学是对过去音乐行为和声音现象的研究①。这个交叉学科由一系列方法组成,其中便包括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音乐考古学主要研究有关音乐物质资料的发现,例如发掘和收藏的发声器(或是古代为发声和奏乐而制造的工具)以及有关演奏、歌唱和舞蹈的图像。这些图像展示出乐器以及演奏的姿态,有时还包括固有的表演环境和场所。由于不少考古学文化都遗留有这样的发现,所以可以用来研究过去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意义。目前普遍认为,古代乐器的实物和图像不仅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音乐传统的标志,尤其在考古学背景资料得到很好记录时,而且对于通过实验手段来测试古乐器的演奏技巧具有价值。就发声器原器来说,它们的音响功能以及在音乐表演中的基本音响特性,也能重新测试发音并予以分析。此外,一些音响空间,如建筑物、洞穴或其他自然场所,也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对象。由考古记录所得信息,可以相当程度地加深对有关音乐文献记载的认识,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表演实践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的资料。就一些文化而言,也可能发现有关古代音乐理论和音乐美学的线索。如果有古乐谱的话,甚至还能提供有关音乐构成的线索。另外,包含过去音乐文化传统的当代音乐文化,对于音乐考古学的比较研究也是有价值的。本文阐述了这些研究资料的优长,但同时也指出了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局限。

音乐既是一种时间艺术,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一方面,在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年代,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可逆转、不可驻留;另一方面,音乐又会或多或少地以某种特有的方式隐匿于各种形式的物质载体与音乐文化遗存中,所有这些便成为了我们追寻过往音乐及其发展历史的主要依据。上述五类古代音乐物质遗存所提供的音乐信息形式多样,各有不同,它们可以互证、互正、互补,使史料信息更加立体、多棱,是我们探寻古代音乐蛛丝马迹的首要物质依据。

作者简介:阿恩德·阿德杰·鲍斯(Arnd Adje Both),现任国际传统音乐学会音乐考古学会主席

考古出土的乐舞器具实物一般可以直观地展现其质地材料、形制结构及装饰组合。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古代乐器由于其材质耐于保存,至今还存留有宝贵的古代音响,它们不但是唯一能够保存古代音响的史料,还是古代音乐的重要载体。正如黄翔鹏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

作为学科名称,“音乐考古学”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虽然目前经常使用此词,但会造成误解。首先,不能总以为有一个特定的“音乐”概念存在,这对于无文字资料的社会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一种特定的音乐概念可能已经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乐美学通常是未知的。当今诸多社会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为“音乐”的组成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希腊术语mousikē的本义,即“缪斯的艺术”,这其中也包括诗歌)。其他社会甚至没有使用音乐和舞蹈的同义词:阿兹特克人跳舞时“祈祷”或“伴随着脚步歌唱”,然而器乐和声乐则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艺术”③。“声音的考古学”④(或“声音考古学”⑤)是一个更客观的、可替代的名称,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资料未必是考古学的。从文献资料来研究音乐传统,基本上属于文献学或民族历史学,因为许多音乐传统植根于历史之中,所以民族音乐学和民族志的资料可以象考古发现那样做相关研究。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作为“音乐考古学”⑥的变体,“考古音乐学”⑦的名称曾受到过批评性的讨论⑧。有时也见到其他的名称,如“古乐器学”⑨、“民族音乐考古学”⑩、“音乐文献学”或“考古声学”,它们与音乐考古学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关,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研究领域。“考古舞蹈学”或“舞蹈考古学”与音乐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但一般不将它视为音乐考古学的分支。

乐舞图像

内容提要:作者对音乐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做了简要的回顾,讨论了音乐考古学的英文名称,探讨了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给出了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并对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索了音乐考古学借鉴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可能性。

音乐实物史料在音乐研究领域中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与文献史料一样,未必完全客观,同样需要仔细甄别和合理运用。本文就音乐实物史料的类别、特殊性及局限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文献学的方法和理念,尝试性地提出了甄别、辨析音乐实物史料的角度和方法。此外,还结合当前学界使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相关情况做了进一步阐述。

译 者:方雪扬 方雪扬,女,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天津 300171)

中图分类号:J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03-0023-06

然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对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架构予以讨论但对该领域研究理论的探讨却相当缺乏。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论是研究方法的基础,所以需要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较多重视。在本文中,我想讨论音乐考古学方法论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与人类学学科有关的理论思考。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与这些理论思考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将有助于构成方法/理论的背景,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邵晓洁,女,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

指反映音乐及相关内容的图像,大致分平面、半立体和立体三种。平面音乐图像多为表现乐舞相关内容的绘画、壁画、岩画及各类器物绘饰等。半立体音乐图像则主要是表现古代音乐生活内容的浅浮雕等。立体音乐形象主要指乐舞俑像等。

从乐器制作的角度来说,“烧结、镂刻、熔铸可看作古代的录音技术。”[4可见,考古出土的乐器实物当为古代“有声”音乐研究的核心材料。

就乐舞图像的表现形式而言,它仍隶属于美术作品范畴。作为一种较为直观的视觉审美艺术,它们一方面为相对静态化的乐舞器具实物提供了一定的演奏方法和表演场景,营造了相应的音乐文化氛围,使其呈现出“动态”、“立体”的画面;另一方面,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与乐舞器具的形制组合和乐队编制等内容相对证、互补。此外,一些乐舞图像还蕴涵着古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内容。与乐舞相关的文字资料是我们研究乐器称谓与功用、古代音乐理论、古代音乐思想等的重要史料。它们不仅可与其他音乐实物史料进行对照,还可与历史文献中的同类记载进行比勘校正,补“脱”删“衍”,纠“讹”正“倒”,理清“错乱”。古代乐谱作为音乐表演的文本,所包含的音乐本体信息将有助于我们对前三类研究的综合验证。音乐遗迹是我们研究古代礼乐文化的必备材料,有助于古代音乐文化的活态再现。出土乐器的墓葬或遗址的空间环境及音乐表演场所可以从某一侧面真实地折射出古代礼仪社会中的音乐生活,乐器制作的残迹则为我们进一步掌握乐器材质及其制作的技术流程提供了有力证据。

古代乐谱

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的古代音乐,其本身早已不复存在了。也许,它以不可察觉的方式,融汇在我们民族音乐传统的中间,……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确切地把它们的原始形态一一指认出来。唯独有条件的,只是它们的音阶结构的规律可能保存在某些幸存的乐器实物之中,可供我们今天来进行研究。[3]

乐舞用器

即音乐文化遗迹,主要是古人礼乐文化活动和进行音乐事项的空间环境、场所、残迹、设施等,包括出土乐舞用器的墓葬环境、乐器陪葬坑、乐器制造遗址及古戏台等。

指考古出土或传世的古代乐谱,它们是古代音乐的符号化、书面化记录。目前发现的古代乐谱凤毛麟角,最具代表性的可能要数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乐谱。

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音乐实物史料是古代人类音乐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对其进行眉目清晰地分门别类是我们深层了解研究对象的必经之途,也是深化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众所周知,任何分类都必须根据一定的目的拟定明确的分类标准。在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鉴于文物监督与保护的实际情况,文物被分列为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大系》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第一部资料性重典,其分类当以为据。《大系》采用了二级分类:一级分类以“器类法”为据,分为乐器与图像两大类,类外文物就近归入其中一类,其中,乐器类以“材质法”作为二级分类标准,在此类别之下,再以“种类法”作为三级分类,图像类则视文物构成的实际情况适当划分次级分类。①这种多级别类别的划分主要缘于《大系》编纂的需要。由于本文将论及音乐实物史料的特征、局限及其使用情况,故拟依据其基本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的差异进行细分,大致归列为如下几类:

主要指记写有关音乐内容的文字资料,多见于甲骨文、钟磬铭辞、简帛文字等。所记录的不仅有叙事性的音乐文献、乐律乐调理论的相关论述,还有古代音乐思想观念等内容。此外,一些书刻于乐舞器具实物上的文字也被纳入研究视野。

对于历史文献史料中存在的主观因素和局限性,古人早有认识,对历史文献的鉴别和考订也由来已久,清代乾嘉时期已成大势。直至近代,系统的文献学学科逐步形成,并在历史研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中国考古学的飞速发展,考古资料的合理鉴别和使用渐而为学术界所关注,有学者前瞻性地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就必须借鉴中国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建立和健全独具特色的中国实物史料学。”[1]可见,实物史料的甄别和使用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课题。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纯一就曾指出了正确分析音乐考古材料的问题,并对出土乐器、图像和文字三类材料进行了扼要论述。[2]有鉴于此,笔者拟延续前人提出的研究思路,针对目前所见各类音乐实物史料的特殊性与局限性逐一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甄别、辨析的角度和方法,此外,还将结合当前学术界使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相关情况做进一步阐述。

主要指古人音乐文化活动遗留下来的乐舞器具实物或实体,其中包括乐器、律器、舞器等,八音之属皆为乐器,律管弦准均为律器,羽龠干戚当为舞器。除了这些实物本身之外,与之配套的附件或装置(如放置器具、演奏工具等)、乐舞实物制作用具、调试工具等也应包括在内。

一、音乐实物史料的类别及其特殊性

对于古代音乐,尽管我们不可去亲听、不能有实感,但潜藏有丰富音乐信息的各种音乐实物史料却为我们提供了追溯古代音乐的可能性。这正是音乐实物史料与一般实物史料的相异之处,即它不像一般考古实物史料能够“直接”呈现古代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社会文化状况,而是以一种“间接”、“含蓄”的方式来展现古代音乐文化的各方面内容。

音乐实物史料/音乐考古学/《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乐类文本

音乐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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