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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老外的“国学”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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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老外的“国学”情结

自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到中国,此后来华的西方人络绎不绝,来华者往往背负外交、经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久居中国长袍马褂客死异乡者。人们喜欢探究来华汉学家身上的中国情结。考察这些来华西方人的生活与著述,我们深感,他们身上有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情结,而是长期耳濡目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而形成的“国学”情结。

内容摘要:自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到中国,此后来华的西方人络绎不绝,来华者往往背负外交、经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久居中国长袍马褂客死异乡者。人们喜欢探究来华汉学家身上的中国情结。考察这些来华西方人的生活与著述,我们深感,他们身上有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情结,而是长期耳濡目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而形成的“国学”情结。在扉页上刻有最多国学经典名句的是法国汉学家童文献的《西汉同文法》一书。除了引用儒家经典,来华汉学家也喜欢引用俗语。还有一些汉学家,将现成经典名句与个人感受都呈现于自己著作的扉页。为什么晚清的来华汉学家会如此注重引用经典,附会经典?另外,汉学家之所以能如此熟悉地使用国学经典名句,跟他们的中国老师或者中国助手不无关系。

刚出差回来,发现生意场上附庸风雅之风大盛,翻云覆雨地云雨起国学来,大概都要争当“儒商”了。因国学而从“乳上”到“儒商”,总不会是国学之福。试想,一旦流行,连真乳都难寻,就别说真儒了。流行的乳房,除了制造隆乳增乳扩乳的热闹,还能有什么?至于流行的儒学是什么?其命运不会比任何一个无论真假的乳房要好。国学也一样,真的举国都学了,这国学也就真的蜾穴了。

图片 1辜鸿铭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主要作品 英文专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AChinesePleafortheCauseofGoodGovernmentandTrue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Vox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翻译作品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辜鸿铭眼中的中国 辜鸿铭曾经对西方各国的人都进行分析,说到中国人是拥有“博大、深沉、纯朴、灵敏”四个特征的文明。而西方各国中,美国人拥有了博大、纯朴,但缺乏了深沉;英国人拥有了深沉、纯朴的特征却不够博大;德国人虽然有博大、深沉的特质,然而又缺乏了纯朴;法国人可谓青黄不接,他们不够深沉,不够博大,也不够纯朴,幸好有其他西方国家没有的灵敏补充了他的文明。 在辜鸿铭看来,中国就是具有四种特质的文明,对比日本,他说在日本生活得越久就越讨厌日本人,但是跟中国人生活得越久,你就越喜欢中国人,尽管中国人身上有各种毛病,但是他们天生的温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 很多人认为日本人很重视礼仪,连中国这个礼仪之邦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日本人讲究,然而辜鸿铭看透了本质,他指出了日本人的礼貌就是一种仪式化的礼貌,并没有发自内心,复杂的礼仪、死记硬背的鞠躬、下跪,并不会给人带来发自内心的愉悦,就像一朵漂亮但是没有香味的鲜花。中国人的礼貌发自内心,令人愉悦,如沐春风,讲究自然而然的和谐,真正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要练就日本人的礼仪模式并不困难,然而要成为一个被认为礼仪周全的中国人,却是很难的,尽管没有繁复的形式,其中要付出的,是人的感情。

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汉学家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为卫三畏。“三畏”,不仅与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能从《论语》中找到渊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要求自己像中国的君子一样为人处事要有敬畏之心。另一位美籍汉学家Chauncey Goodrich,中文名字为富善,既可以视为直接意译自goodrich,也可以理解为辗转取自《论语》:“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富而好礼,就是富且善,是他所崇尚的人格理念。

关键词:汉学家;扉页;中国;来华;国学经典;名句;汉语;威妥玛;君子;论语

但国学的兴盛是必然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在学术上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而中国人的学术,除了国学,又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对这不服的,除了傻子,就是自欺欺人之辈。为什么有一天,国学的学术标准不能成为世界的学术标准之一?这一点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是必然要成立的。不过必须要说明的,除了大量儒化、道化的所谓中国佛学文献,佛学并不能归于国学之内。中医可以是国学,甚至房中术也可以是国学,但佛学不是。佛学,又岂是区区国学或西学可以笼括的?

第二,书名往往出自国学经典。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所著《寻津录》,欲为来华的西方人指点迷津,帮助他们找到汉语学习的最佳路径。对于熟读儒家典籍的威妥玛来说,以“寻津”为名,与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寻津、问津的典故遥相呼应。威妥玛的另一部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其中“自迩”取自《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汉语学习要从基础开始,从身边做起,巧妙截取化用中国儒家经典名句而成书名,显示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熟稔。

作者简介:

但如果连国学、西学都学不通,就不要谈什么佛学了,只有精通国学、西学,才有资格谈佛学。说到国学,说到儒学,当然要从这孔子说起,说孔子,就先说这《论语》。孔子、《论语》,中华文明的根基,又岂是五四竖子、六六小儿可以动摇的?不过,千古以来,有多少解《论语》的,就有多少曲解《论语》的。而这书,就是给所有曲解孔子的人的。

第三,著述扉页不乏国学经典名句。英国汉学家马礼逊《古汉语译文》扉页上的“入境而问禁 入国而问俗”来自《礼记·曲礼》。威妥玛《寻津录》的扉页上印有“泰山不让土壤 河海不择细流”,语见《史记·李斯列传》“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英国汉学家罗存德(W.Lobscheid)在所著《英华字典》的扉页上印有“子曰:‘辞达而已矣’”,来自《论语·卫灵公》。英国人萨默斯的著作《汉语手册》扉页上刻有“孟子曰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语见《孟子·离娄章句下》,意思是广博地学习,详细地阐述,由此可以返回到能说出其要点的境地,希望人们不仅要博学,而且要精学。以上引用,都渊源有自,只有熟悉儒家经典、国学素养深厚的学者,才会乐于引用,熟练并准确地引用。

  自1807年英国人马礼逊来到中国,此后来华的西方人络绎不绝,来华者往往背负外交、经商抑或宗教使命,其中不乏久居中国长袍马褂客死异乡者。人们喜欢探究来华汉学家身上的中国情结。考察这些来华西方人的生活与著述,我们深感,他们身上有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情结,而是长期耳濡目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而形成的“国学”情结。

学而

在扉页上刻有最多国学经典名句的是法国汉学家童文献的《西汉同文法》一书。其中五句文言文,绕书名一周,其内容对于治学做人均有涉及。左侧为“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一行字,右侧是“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书名下端自左向右为“子谓子夏子曰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一行字,以上三句均取自《论语·雍也》,对君子与智者的治学为人的标准均有涉及;书名上端为“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一行字,语出《尚书·说命》,阐述了教学关系,道德养成途径等内容。书名下端还有一行小字,为“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出自《论语·述而》,强调相信并爱好古代的事物,写书作文只需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随意创作。这恰恰表明了作为著名汉学家的童文献在写作《西汉同文法》时的态度,即继承古人而不妄做发挥。一纸扉页,荟萃经典名句,各种表明心志,国学修养之深可见一斑。

  第一,人名多附庸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汉学家Samuel Wells Williams,中文名字为卫三畏。“三畏”,不仅与他的英文名Samuel音相近,而且能从《论语》中找到渊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三畏”要求自己像中国的君子一样为人处事要有敬畏之心。另一位美籍汉学家Chauncey Goodrich,中文名字为富善,既可以视为直接意译自goodrich,也可以理解为辗转取自《论语》:“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富而好礼,就是富且善,是他所崇尚的人格理念。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除了引用儒家经典,来华汉学家也喜欢引用俗语。比如文林士在《中国隐喻手册》的扉页上就引了“要通古今事,须读五车书”这样的谚语。

  第二,书名往往出自国学经典。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所著《寻津录》(1859),欲为来华的西方人指点迷津,帮助他们找到汉语学习的最佳路径。对于熟读儒家典籍的威妥玛来说,以“寻津”为名,与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寻津、问津的典故遥相呼应。威妥玛的另一部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1867),其中“自迩”取自《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汉语学习要从基础开始,从身边做起,巧妙截取化用中国儒家经典名句而成书名,显示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熟稔。

详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开头,当然不是一般所解那般肤浅可笑。不过,这从原句中摘录两字当成章节题目的“学而”,除了让以后的李商隐找到了命题的好方法,以及让八股文命题多了一种坏方法,就没有更大意义了。章节的题目都是后人所加,而整个《论语》是气脉贯通的,其实并不需要分什么章节。

有时候,晚清的这些老外,不仅在扉页上留下现成的国学经典名句或者俗语,他们还翻新出奇,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对人对事对文化的看法。马礼逊曾在《字典》扉页上强调自己的著述对好学深思之人将大有帮助,大赞自己的著述乃“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将这样极为正面的自我评价印在扉页上,也是西方人坦率性格的流露。

  第三,著述扉页不乏国学经典名句。英国汉学家马礼逊《古汉语译文》(1815)扉页上的“入境而问禁 入国而问俗”来自《礼记·曲礼》。威妥玛《寻津录》的扉页上印有“泰山不让土壤 河海不择细流”,语见《史记·李斯列传》“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英国汉学家罗存德(W.Lobscheid)在所著《英华字典》(1867)的扉页上印有“子曰:‘辞达而已矣’”,来自《论语·卫灵公》。英国人萨默斯的著作《汉语手册》扉页上刻有“孟子曰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语见《孟子·离娄章句下》,意思是广博地学习,详细地阐述,由此可以返回到能说出其要点的境地,希望人们不仅要博学,而且要精学。以上引用,都渊源有自,只有熟悉儒家经典、国学素养深厚的学者,才会乐于引用,熟练并准确地引用。

题目说完,开说正文。这三个“不亦”,大概是汉语语言历史中被最多人的口水所吞没过的。但真明白这三句话意思的,大概也没有。这劈头盖脑的三句话,仿佛好无道理,又好无来由,凭什么成为中文第一书的开头?如果真是这样,这《论语》一定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劣商品,或者就是疯人院里随意采录的疯言疯语。

法国汉学家顾赛芬在《法汉常谈》的扉页上径直采用对联的方式,表达自己沟通东西方的豪迈之情。左侧上联为“比事属词惟望东海西海通声气”,指明该书为跨文化交流而作;右侧下联为“黜华崇实敢矜大珠小珠落玉盘”,对自己著作的水准表现出足够的自信;横批为:“开卷有益异言无讥”,希望阅读者能有足够开放的视野和胸怀。

  在扉页上刻有最多国学经典名句的是法国汉学家童文献的《西汉同文法》一书。其中五句文言文,绕书名一周,其内容对于治学做人均有涉及。左侧为“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一行字,右侧是“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书名下端自左向右为“子谓子夏子曰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一行字,以上三句均取自《论语·雍也》,对君子与智者的治学为人的标准均有涉及;书名上端为“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一行字,语出《尚书·说命》,阐述了教学关系,道德养成途径等内容。书名下端还有一行小字,为“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出自《论语·述而》,强调相信并爱好古代的事物,写书作文只需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自己不随意创作。这恰恰表明了作为著名汉学家的童文献在写作《西汉同文法》时的态度,即继承古人而不妄做发挥。一纸扉页,荟萃经典名句,各种表明心志,国学修养之深可见一斑。

其实,这三句话只是一句话,这是一个整体,是整个儒家思想的概括。浩如烟海的儒家经典,不过是这三句话的一个推演。明白了这三句话,整部《论语》就豁然了,就知道上面“整个《论语》是气脉贯通的”那话并不是随便说的。

还有一些汉学家,将现成经典名句与个人感受都呈现于自己著作的扉页。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汉英韵府》中即如此。其所谓“取之精而用之宏。诚哉斯语!兹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无非期为博雅君子之一助尔”,第一句语出《左传·昭公七年》,原为“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后世多将“取精用宏”喻为从大量的事物中取其最好的,有博观约取、去粗取精之意。后几句则介绍了《汉英韵府》的成书方式为“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

  除了引用儒家经典,来华汉学家也喜欢引用俗语。比如文林士在《中国隐喻手册》的扉页上就引了“要通古今事,须读五车书”这样的谚语。

“学而时习之”,什么是学?谁学?学什么?学了能成什么?首先,这“学”前面就少了一个主语。鸭子学也是学,把鸭子当成这个主语放进入,这就成了“子曰: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鸭不愠,不亦鸭王乎?”这大概可以成鸭店的招牌了。因此,不解决这个“学”前面缺少的主语,是不可能明白《论语》的。

为什么晚清的来华汉学家会如此注重引用经典,附会经典?他们刚到中国,初来乍到,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无论是著述者还是刻书者都急于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著书立说,强调中国经典,尤其以扉页语录的方式示人,足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当然,这期间也表现了西方学者对国学经典深深的认同感。于是无论为自己起名、为书作命名、扉页上刻警句,都会让人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经典的尊崇和推重。

  有时候,晚清的这些老外,不仅在扉页上留下现成的国学经典名句或者俗语,他们还翻新出奇,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对人对事对文化的看法。马礼逊曾在《字典》扉页上强调自己的著述对好学深思之人将大有帮助,大赞自己的著述乃“博雅好古之儒有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将这样极为正面的自我评价印在扉页上,也是西方人坦率性格的流露。

其实,这主语就在这句子里,就是“君子”。学《论语》的,就是这“君子”,这话最后就落实在这“君子”上。整个儒家学说,归根结底,就是“君子学”。何谓“君子”?“君子”就是要成为“君”的人。“君子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君”。何谓“君”?“君”就是“圣人”。

当然,汉学家因为学术派别宗教派别的不同,对中国经典又有认同程度的差别。比如十九世纪法国汉学在欧洲为翘楚,其中的代表人物熟稔中国国学经典,对其表现出更强的认同感,童文献就是很好的例子。

  法国汉学家顾赛芬在《法汉常谈》的扉页上径直采用对联的方式,表达自己沟通东西方的豪迈之情。左侧上联为“比事属词惟望东海西海通声气”,指明该书为跨文化交流而作;右侧下联为“黜华崇实敢矜大珠小珠落玉盘”,对自己著作的水准表现出足够的自信;横批为:“开卷有益异言无讥”,希望阅读者能有足够开放的视野和胸怀。

那么,为什么是“君子学”,而不是“圣人学”?“圣人”是无学的,整部《论语》,整个儒家学说,就是讲述如何从“君子”“学而”成“君”、也就成“圣人”的过程,只有这个过程才有所谓“学”的问题。“君子学”不是学当“君子”,而是只有“君子”才能“学”,只有“君子”在这成为“君”的道上不断“学”,才有“君子学而”成“君”的可能。鸭子“学而”也就只能是鸭子,顶多就是鸭王,所以,鸭店是不能也没必要有什么《论语》的。

另外,汉学家之所以能如此熟悉地使用国学经典名句,跟他们的中国老师或者中国助手不无关系。比如威妥玛跟随中文教师应龙田学习汉语14年,并于1861年完成了《论语》的英译本,这也保证了他能准确使用中国经典名句。

  还有一些汉学家,将现成经典名句与个人感受都呈现于自己著作的扉页。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汉英韵府》中即如此。其所谓“取之精而用之宏。诚哉斯语!兹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无非期为博雅君子之一助尔”,第一句语出《左传·昭公七年》,原为“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后世多将“取精用宏”喻为从大量的事物中取其最好的,有博观约取、去粗取精之意。后几句则介绍了《汉英韵府》的成书方式为“集诸书大旨以成是书”。

但这“君”不是一日炼成的,当你打开《论语》,当你要学《论语》,你首要明白的是,你最终要通过《论语》而成为“君”,成为“圣人”,如果没有这个志愿,那是没必要看什么《论语》的,还不如去看《鸭语》。有了这个志愿,才有必要看《论语》,而《论语》下面的话才有意义。阅读是不能脱离读者的,而不能承当这个阅读的读者是没有阅读的,只不过是看一些文字符号而已。

(作者:李海英,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为什么晚清的来华汉学家会如此注重引用经典,附会经典?他们刚到中国,初来乍到,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无论是著述者还是刻书者都急于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著书立说,强调中国经典,尤其以扉页语录的方式示人,足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当然,这期间也表现了西方学者对国学经典深深的认同感。于是无论为自己起名、为书作命名、扉页上刻警句,都会让人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经典的尊崇和推重。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著述考”阶段性成果

  当然,汉学家因为学术派别宗教派别的不同,对中国经典又有认同程度的差别。比如十九世纪法国汉学在欧洲为翘楚,其中的代表人物熟稔中国国学经典,对其表现出更强的认同感,童文献就是很好的例子。

  另外,汉学家之所以能如此熟悉地使用国学经典名句,跟他们的中国老师或者中国助手不无关系。比如威妥玛跟随中文教师应龙田学习汉语14年,并于1861年完成了《论语》的英译本,这也保证了他能准确使用中国经典名句。

  (作者:李海英,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著述考”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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